《为何绍基辨诬》及《为何绍基辨诬(续)》

《为何绍基辨诬》及《为何绍基辨诬(续)》

龙震球

道州（今道县）何绍基（1799一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历充国史馆、武英殿协修、纂修、总纂及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主考官。咸丰二年（1852）简放四川学政其后主讲山东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多年、于学无所不窥，尤精小学及金石碑版文字，是清代正统派的汉学家。他又是清代杰出的书法家和诗人，草书尤为一代之冠。道德文章，炳耀一代。名之所至，谤亦随之，誉亦随之。有的是蓄意中伤的诬蔑，有的是张冠李戴的诬罔，有的是出于善意的诬言，为了维护何氏的声誉，特一一辨明如下：

一、蓄愈中伤的诬蔑

清代汪坤曾任四川叙州知州，为何绍基勃罢，因此恨何已极。后在所著《盾鼻随闻录》中，捏造事实，对何氏极尽诬蔑之能事，现在逐一加以驳正。

（一）

《盾鼻随闻录》卷二《楚寇纪略》云：“道州城离永州一百五十余里，有巨绅何姓，平日为暴乡里，居民畏如狼虎。编修何绍基其母梦与蝯交而生，因自称蝯叟。《夷坚志》所载道州妇女，多生蝯种，确然可证。本系畜类，凶恶无人理，借防堵为名，逼诈富户，赴官呈诉者纷纷不绝；因与州牧王君争论，当面叱骂。王牧不能堪，将何绍基劣迹逐款开列，通察上司，缴印辞官。贡生何绍基更名何见机，私赴贼营，洪逆探知虚实，派伪指挥蔡定样，伪总制黄懿奎、伪宗职杨庆宝带领五千人，于十九日（按指咸丰二年六月十九日）二更后兼程前进，何见机为响导，二十日辰刻径扑城下，从北门直入，登时失陷；王牧以地方官被绅士辱骂，无颜临民，携印进省，得免于难。提督余万清在城外防堵，亦屡被何绍基叱骂，变生内应，不及抵敌，弃城退走，贼众分据各门二十二日，洪逆率群贼俱至，分贼一半在城外扎营，何见机取知州坐轿，悬挂彩缯，使人异出城外，迎洪逆进城。”

按：上引的话，有三点须加辨明：

第一，“编修何绍基其母梦与猿交而生，因自称蝯叟。”此语纯系捏造，丑低何氏母子。何氏自号蝯曳，是在简放四学政时，写过一篇论书法的《蝯臂翁》诗示诸生，时年五十六岁。今《东洲草堂诗钞》卷十四存有是诗。诗云：“书律本与射理同，贵在悬臂能圆空。以简驭繁静制动，四面满足吾居中。李将军射本天授，蝯臂岂止两臂通。气自踵息直至顶。屈伸进退皆玲珑。平居习书颇悟此，将四十载无成功。吾书不就广不侯，虽曰人事疑天穷。同心忽遇二三子，篆分隶楷各求工。皆用我法胜我巧，巧不可传法可公。惟当努力蹑前古，莫嗤小技如雕虫。呜呼书本六艺一，蕲进于道养务充。阅理万端读万卷，消长得失惟反躬。外缘既轻内自重，志气不一非英雄。笑尔惯持五寸管，无力能挽三石弓。时方用兵何处使，聊复自呼蝯臂翁。”汉将李广两臂修人称为“蝯臂”。他的射艺精绝，虽因李家射法，世代相传，自幼受到严格训练，但也有个人独特的天赋。何绍基学书四十年，坚持“回腕高悬，通身力到”的执笔方法。此诗即为论述“书律本与射理同，贵在悬臂能圆空”的道理。汪坤所言，纯为胡说。

第二，汪坤所云太平军攻占道州情况，亦与事实不符，据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15第20—21页载：太平军在六月十一日冒雨从永州城外撤出后，沿潇水而上，“倍道疾趋”越过双牌、镰刀湾等“极险要隘”，于六月十二日清晨到达离道州城北四十余里之庄水圹，防守道州的前湖南提督余万清闻风丧胆，率领二百亲兵以“出城拒敌”为借口拆开西门，“敛兵先逃”。知州王揆一本拟率兵恃城顽抗，但在当日下午太平军由西门冲进时，即往东门投水自杀，被人捞救之后，亦与数百兵勇弃城逃走。汪坤所言，亦系虚构。

第三，道光二十九年夏间，何绍基奉命典试广东，十二月初四日回京复命，其母廖夫人于初五日逝世咸丰元年（1851）正月十五日，葬母于长沙县北元丰坝之回龙坡。旋即回道州原籍，纠集族人修葺祠堂篡修族谱，历时半载，方始竣事。事毕，即回北京。咸丰二年季春，何绍基曾作庐山之游，他在《跋黄竹庐画灵岩山馆图》题记中说：“咸丰壬子季春望前二日，时将东行，为匡庐之游”旋又复游安徽黄山、山东德州等地，今《东洲草堂诗钞》卷十四中，尚有存诗太平军攻道州时，他根本就不在故乡道州，焉有“借防堵为名，逼诈富户”之事，当然更无“当面叱骂”王牧及“提督余万清在城防堵，亦屡被何绍基叱骂”的事了。

（二）

《盾鼻随闻录》卷二

“贼因蔡定祥到楚后首先立功，伪封秋官丞相，何绍基之幼女年方及笄，已许闽中黄姓（按：指福建晋江黄宗汉），蔡定祥强迫为妾，即住何宅，群贼往贺，设宴演戏，搜取何姓家内妇女十余人，逼令侍坐侑觞。有一孀妇哭骂不肯，剥去衣裤，令群贼轮奸致毙，其余俱陪坐侍饮。群贼醉后，谑浪调笑，楼入怀中，迭股接唇，无所不至。诸妇女赤身裸体，忍耻受辱，鞋盃口盏，献媚承迎，丰乳低垂，纤钓高举，备极丑态，见者叹息，指为平日暴横之报一。”

按：“何绍基之幼女年甫及笄，已许闽中黄姓，蔡定祥强逼为妾”一段污秽文字，全系捏造，恶意诬蔑。据熊少牧《诰授中宪大夫翰林院编修貤封资政大夫道州何君（绍基）墓志铭》载：“配陶夫人，先卒。子一，庆涵，举人，刑部郎中侧室王氏、王氏、陈氏。女四，长、次、四殇，三适仁和编修吴观礼。”又何庆涵《先府君墓表》载：配吾母陶夫人，于道光戊申年（1848）先卒。侧室王氏、王氏、陈氏。子一庆涵，咸丰戊午科举人，刑部郎中。女四：长、次陶夫人出，幼殇。三适仁和吴编修观礼。四殇，皆侧室出。”从上引文字得知何绍基生有四女，大女、次女系陶夫人所生，幼即夭殇，四女系其侧室所生，也是幼殇。三女名韶云，同治二年（1863）正月二十日与吴观礼成婚。何氏在《东洲草堂文钞》卷十七《封朝议大夫吴君晋斋墓志铭》中说“次子观礼脱难后，寻至，随侍至宁波，航海入江，延缘抵湘中，……观礼娶吾三弟子敬（按：指何绍祺，道光举人，官至浙江道员）之女彤云，丁已（1857）夏殁于京寓，以吾女韶云为继室，间关数年，至是始得成礼，时癸亥春正月也。”

何氏又有诗云：

癸亥春正月二十日，为吴郎子俊与小女合卺之辰，积雨乍晴，满天星斗，喜而有作。

荆布虽难效古风，诗书芳润满帘栊。

漫夸得婿才名盛，差幸全家孝友同。

天外来帆良愿慰（注），雨杀合卺快晴融。

循陔共侍双亲健，闲暇还听唱和工。

注：婿于客冬由浙来湘。

吴观礼，字子俊，号圭庵，浙江仁和人。自幼潜心经史，声誉早著。左宗棠平定全浙，闻其学行，聘佐戎幕，后随左宗棠入陕，深为倚赖。同治十一年，还京会试，成进士。光绪元年，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光绪四年（1878）卒。汪坤说咸丰二年，“何绍基之幼女，年方及笄”《礼记·内则》“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后世因称女子年满十五岁为“及笄”。咸丰二年（1852）至同治二年（1863），相距十一年，太平军进入道州时，何韶云只有四岁，蔡定祥岂有强逼为妾之事，何况韶云当时正留居北京呢？

（三）

《盾鼻闻见录》卷五《摅言纪略》云：

“道州土匪，投贼者甚众，洪逆特设道州大旗营，即令从逆贡生何见机领之，所用攻城堰煤夫即道州人也。贼入道州城后，盘踞月余，方始弃去，附近村庄，淫杀最惨。贼去后，义民李文材等数百人，将何见机家坟墓掘毁，以泄公愤。何绍基墓母廖氏，葬甫一岁，尸僵未腐” 众人群溺其口；复被去下衣，取牡狗阳具纳其牡户之内，下体裸露，丑秽难堪。有劝其赴官控告者，何族自知罪大，恐一经穷究，祸且不测，自行掩埋，讳称实无其事以自解。然已万目共睹万口共传矣。”

按：“何绍基母廖氏葬甫一岁，尸僵未腐”等语，亦为蓄意诬蔑之言。据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卷十八《先批廖夫人墓表》载：“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寅时，母廖夫人弃养于京师。绍基等奉柩南旋，以咸丰元年（1851）正月十五日葬长沙原丰坝之回龙坡。”据此，汪坤所言，与事实全不相符。廖夫人死后并未葬在道州原籍而是葬在长沙，真是无中生有，汪坤用心之恶毒亦可云“万目共睹、万口共传”矣。

（四）

《盾鼻闻见录》卷六《异闻纪略》云：

“湖北湘西九子岭地方，有地数亩，每夜红光冲起，上烛夭际，居民称为龙穴，葬之当出异贵，地本郑氏之产，何绍基听信堪舆李载庵之语，于辛丑年用重价购得，葬其父母。按《明史》胡惟维因祖墓有光，遂生逆谋，何绍基非目不知书者，蹈此故辙，其意何居？天理难容，遂遭发掘，抛骨污尸，报亦惨矣。”

按：汪坤这段文字，亦与事实不符。一是九子岭不在湖北湘西，而是在长沙河西。二是何绍基父母不是同葬一处。据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卷十八《先批廖夫人墓表》载“先公墓葬河西九子山穴，土五色，光凝有晕倏逾十年，不敢启而合空，乃卜葬吾母于此山（按：指原丰坝之回龙坡），穴土相同，亦云异矣。”三为“九子岭地方，有地数亩，每夜红光冲起，上烛天际”，亦不全符事实。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卷三有《梦地记》一文，详载为其父觅葬地情况。《东洲草堂文钞》卷三《望九子岭诗序》载：“九子岭者，先文安公葬处也。自庚子（1840）春仲见背，秋仲扶柩南行，冬杪至长沙，即出觅地，跋涉三阅月，不可得……闰三月得地，四月卜葬。”据此，何绍基迷信堪舆家言，则系事实。

（五）

《盾鼻闻见录》卷八转载江夏贡生周志复诗云：

《楚南被难记》题词

科第传家世受恩，如何揖盗竟开门？红颜献媚闺中女，白骨含羞地下魂。枭獍谁能怀旧德？豺狼反许缔新婚。巨奸已死犹遗臭，九子岭头狗葬村。

“道州贡生何见机献城迎贼，何绍基幼女被贼目蔡姓强取为妄，贼去后，义民将何姓坟墓掘毁。（抄本注多以下数句何凌汉墓在九子岭秦桧墓地呼为狗葬村。）”

崖疆屹峙道州城，巨祸翻从巨室生。身列玉堂怀怨望，家藏金穴身纵横。余桃羞说童孙宠，秾李争传幼妇名。最恨明经先献策，公然统领大旗营。

何绍基刻有诗稿，语多怨望。其孙年方十四，被贼奸淫，媳李氏亦被贼污。贼立道州大旗营，令其侄何见机统领。

按：周志复原诗四首，现录其二、三两首。他与汪坤同样居心值测，蓄意诬蔑何氏，必须辨明者有下列数事

第一、何凌汉墓地并未“在九子岭秦桧墓地呼为狗葬村’护处，此事纯系捏造。

第二、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三十卷并无“语多怨望”之事。

第三、“其孙女年方十四被贼奸污”之语，亦系凭空捏造，据何绍基之孙何维棣《先母行略》载“恭人所生子女八人，不育者三男一女，惟维朴、维榗、维棣、维棨在抚。”李夫人只生一女，幼即夭殇，岂有“被贼奸污”之事？

第四、“媳李氏亦被贼污”句更为荒谬。何绍基之子何庆涵与湘阴李星玩之女李媚（月裳）结婚，是在道光十八年八月。据何庆涵《元配李恭人墓表》载“道光癸巳（1833）文恭（李星玩谥号）公官编修，在京，余时年十三，文恭公每来书塾，令余背诵《左传》，谓吾父曰‘此子记性好，性沈潜，可为吾婿。’挽陈尧农、劳文毅公（崇光）执可，订姻盟焉。戊戍（1838）迎娶。”李月裳与何庆涵结婚后，长期住在北京，后其夫妇随何绍基到过四川、山东、江苏、浙江，晚年与何庆涵住在长沙，从未到过道州。何庆涵《祭元配李恭人文》云：“忆岁戊戌，与子结褵，春明随侍，同侍重围。……后随吾父，蜀道逶迤，关中历下，吴会湘湄，携持君雅，到处相随。”何庆涵第三子何维棣所撰《先母行略》云：“年二十，归吾父。……恭人随侍吾祖于燕、齐、吴、蜀间，恭人处分米盐，秩然就绪。”从上引文字看，咸丰二年太平军占领道州时，李氏住在北京，岂有被人奸污之事？

汪坤所撰《盾鼻随闻录》，新中国成立后，收入神州国光社所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集中。编者向达先生等曾在《附记》中说：“按此书为汪坤所撰，证之各种纪载，已无疑义。汪在四川任叙州知州，为四川学政何绍基劾罢，因此衔何甚深。及撰此录借太平军攻占道州一役，攻击何氏几无完肤。……汪氏为了丑诋何氏，描写何家妇女，描写何家妇女淫亵情形，不惟太不近情理，其为诬蔑为争取人民解放之革命军，尤属显然。”编者只是略声提及，未据事实加以辩白。是书一再印刷，发行数量甚大，为了肃清流毒，特撰此文纠谬，区区爱护之忱，甚望读者谅察。

二、张冠李戴的诬罔

湖南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的《永州之野》一书，在其名人轶事一章《何绍基故乡传闻》一文中，对于何绍基也有张冠李戴的诬言，原文如下：

“他（按：指何绍基）在京城做官时，家人因与邻家争三尺宅地，弄得箭拔弩张，飞书向京城求援。等呀。等呀，三个月后，何绍基的回信终于盼到了。大家迫不及待地打开回书一看，竟是二十八个大字的一首绝句：“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奏始皇。”事情传到邻人耳里，茅塞顿开，夙怨冰释，大家重归于好，一场阴影在人们心头驱散了。这首明白如话的诗信，不但看出了何绍基诗词功底之深，更可贵的是他的胸襟开朗豁达，处事之通情达理，至今传为美谈。”

按：咸丰元年（1851）何绍基葬母于长沙县北丰坝后，即回道州原籍，重葺祠宇，扩建旧宅。他在《东洲草堂文钞》卷十《跋杨海琴藏陆放翁“诗境”二字拓本》一文中说“咸丰辛亥（1851），余以母忧返里，重修祠堂及鹤鸣轩书塾，仿放翁书意，题“诗境”二字榜于塾前。又买得西傍柑桔园，构屋两间，纂辑家谱。又造环秀亭于东南隅”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道州，何氏祠堂及鹤鸣轩等建筑，俱毁于兵。同治元年（1862）正月三十日，何绍基自长沙回至道州省墓“瞻寻鹤鸣旧社，惟环秀亭尚存，其余屋庐荡然，林木一空，盖壬子（1852）之夏俱毁于粤逆矣。”（同上）他还在《正月三十日到家，与翼亭、雨亭两叔连夜话》诗中，追忆当日情况说：“咸丰岁辛亥，半载东门宅，祠堂及书塾，同日启三役。少壮职监工，长老董书册。金云百年来，重构若新辟。谁期未三载，寇氛来咫尺，骨肉惨流离，土木难护惜。焚掠经屡番辛劳付一掷”。但他这次回乡，并未再行修一复。他在同治二年（1863）所作《安仁欧阳氏增建家庙寝室记书后》中说“咸丰辛亥，余在道州东门故里重建宗祠、支祠及大小书塾，仍百年之旧址，拓而新之，及次年壬子，遂为粤贼所毁。吾州界楚粤之交，军务未竣，修葺不知何日。……回首故庐，每凄然挥涕。……同治癸亥正月既望记干（长沙）化龙池寓斋。”从上引诗文看，可见何绍基咸丰元年只是重修祠堂及鹤鸣轩书塾，新构小屋两间，用以纂修族谱，并未大兴土木，也未与人发生争端，这是极其明确的事。

由于筑墙发生争端而写下“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诗，是否有这回事呢？有的。但不是发生在湖南道县，而是发生在四川荣县。一九八六年四川出版的《龙门阵》杂志，张映斗同志曾以《“让他三尺又何妨”》为题，撰文叙述此事原委。现将原文压缩转述于下：“荣山自明朝崇祯七年（1634）到清顺治三年战乱不息，人数大减……雍正元年（1723）两湖、两广、江西、陕西之民应募入川开垦，来营山占籍者以湖南、湖北人数最多。本地人和外地人各自纠合同籍人建立会馆和祠堂，以示族异。原禹王宫（今荣山电影院）系两湖永州、衡州、长沙、常德等九府移民建立之会馆，人数为全县人数之冠。与禹王宫一墙之隔为于氏宗祠。当时于氏族中达官贵人甚多，特别是吏部尚书于式枚官职显赫，炫耀乡里，于氏族中少数地主老财，挑起了拆墙与护墙的斗争。……一个有钱，一个有势，双方为一堵三尺之墙，由吵骂发展到打官司。……于是族长们采取搬泰山以压社樱的办法，数次派人送信上京。……”于翰林为人明智豁达，他在一封回信中，写了几句诗“封封来信都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于氏族人拆书传阅，大家才泄了气。禹王宫九府之众，闻知于翰林深明大义，亦极愿重修旧好，共建家园。从此以后，两族人等捐弃前嫌，相友互婚，再无畛域可言矣。”据此，《永州之野》所载，纯系张冠李戴，把四川姓于的事迹，移到湖南姓何的身上，如此移甲作乙，未免贻笑大方。

三、出于善意的诬言

据《清史稿》介绍，何绍基“书法初学颜真卿，遍临汉魏各碑至百十过，运肘敛指心摹手追，遂自成一家，世皆重之”熊少牧也在他的墓志铭中说，“求书翰者，所至绢素山积，东西洋诸国珍只字若拱璧焉。”因此有些好事者也在他的书法方面散播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说。

朱克敬《眼庵杂识》卷三云：

“何绍基编修工书，有重名，达官富商贵金币求之，往往弗得。尝之永州访杨翰，距城数里，忽觉饥倦，因憩村店具食。时资装已先入城，食已，主人索钱，绍基无可与，请为作书，主人不可，质衣而行。杨翰闻之笑日‘何先生书亦有时不博一饱耶’。”

又马宗霍《书林纪事》卷二云：

“子贞与息柯杨翰交颇厚，杨亦酷摹其书。杨官永州时，公往访之，距城数里，忽觉饥倦，因憩村店具食，时资装已先入城，食已，主人索钱。公无以应，请为作书，主人不可，乃质衣而行。息柯闻之，笑曰‘何先生书，亦有时不博一饱耶？’”

又徐坷《清稗类钞》亦有同样纪载，兹不录。

按：同治元年（1862）正月，何绍基欲游九疑、桂林，遂从长沙买舟溯江而上于二十二日抵达祁阳。这次行程，他在次韵黄山谷《书摩崖碑后》诗小序中说得很清楚：“正月二十三日，于桐轩大令陪游语溪，言杨海琴太守方议重修，廿五日至海琴郡斋谈《宁兴碑》有作，用山谷韵”。我们可从这里推知一是何氏这次从祁阳至永州，走的是旧时骚道行程为九十华里，健足者一日可到。此行于桐轩必雇轿夫相送，二十四日从祁附启程，最迟二十五日中午到达永州，必在杨翰（海琴）永州知府衙署午餐，不会因饥倦而在村店就食二是既然资装已先入城，扬翰闻讯必会亲自出城迎接，纵使阮囊羞涩，杨氏亦必代付；三是何氏是永州当时鼎鼎大名的人物，其人姓字，妇孺皆知，焉有旅栈主人不知何氏大名之事？总之，这一轶事，系当时好事者造作，谓之有意渲染也可，谓之存心讥讽亦无不可。徐坷、朱克敬为积学之士，马氏乃一代通人，一时不察，因而以讹传讹，成为文坛佳话。

此外零筱地区还流传不少有关何绍基的逸事轶闻。如前几年《潇湘文艺》载有《何绍基轶事》一文，说何绍基的书法系学柳公权体；零陵县科协宣传栏载有一文，说何绍基嫁女，穷到无法购置妆奁，只好写一箱字作为嫁妆，道县还流传何绍基祖父系一赌痞，母死无以为殓，只得以草荐裹葬于黄狗恋窝墓穴等等无稽之谈，不足征信，这里就不一一加以辨白了。

《为何绍基辨诬(续)》

作者：龙震球

杨钧（1881——1940），字重子，号怕翁，一号白心老人，湖南湘潭人。其姊杨庄, 为王阎运先生家妇其兄杨度, 为近世闻名政治家。杨氏兄弟, 均奉王氏为师。杨钧喜临汉碑, 间写山水。著《草堂之灵》一书, 论列金石书画。其中《记何》、《论四家》、《记蝯》、《说秘》等文, 专事捏造事实, 用以低毁何绍基而《哭陈》一篇,则为低毁何氏长孙何维朴而作。昔之名宿硕儒, 见人一善, 必广为延誉, 如不容口；杨钧刘无中生有, 出言诞诬, 恣意丑低我国具有世界地位的艺术家, 实为艺林丑闻；且该书一九八二年出版时, 印行九千三百册, “徇一家之私言，乱天下之视听”（左宗棠致王闿运信中语）。何绍基一生，笃实辉光，万流宗仰，为了维护真理，为了匡正妄谬，特撰为此文，以就正于万家。

又《草堂之灵》卷五，尚有《辨蝯书》一文，论述何氏遗墨鹰品，多为其塾师毛兰阶所书，言之凿凿有据。今《东洲草堂诗钞》卷二十四有《赏雪和毛兰阶塾师韵兼示易蒲仙》与《雪中饮胡恕堂处，归见毛兰阶尖叉韵诗赋和》两诗，均未言及毛兰阶能书之事，我未见过毛君墨迹，故未加以论述。特附记于此。

一

《草堂之灵》卷二《记何》篇

湘绮先生云：“何蝯叟（按：何绍基，晚号蝯叟，别号东洲居士，蝯臂翁。）待后辈极严，尤恶吃烟。湘绮亦持礼甚恭，惟不持满其作书之法，尝谓蝯雯曰：“先生何不临帖？乱写乱画，有何益处？”蝯叟有惭色。其临《张迁》诸碑，从湘绮言也。但何之隶书实不成字，流传后世，贻笑万家。湘绮又不免陷人之嫌已。

杨氏这篇短文，纯系虚妄之谈，下面拟从四个方面批驳其谬：

第一、从王阎运平日为人看：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其书斋名“湘绮楼”，世称湘绮先生。十九岁补诸生，二十二岁中咸丰五年乙卯举人。太平军起义时，曾入曾国藩幕，后讲学四川、湖南等地。诗文模拟汉魏六朝，为晚清拟古派所推崇。钱基博先生著《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其第六章论王闿运云：“王闿运名满天下，谤满天下。……自以起孤童，未冠即与缙绅长者接，恐不礼焉，则高自标致，放言高论。而成名之后，弥以无让，貌似萧散，意实矜持。”《草堂之灵》卷二有《记谬》一文，述王湘绮事，原文如下：

湘绮云，尝与曾文正（国藩）论事，其时曾坐案前，耳听王言，手执笔写。曾因事出室，湘绮起视所写为何，则满案皆“谬”字。曾复入，湘绮论事如故，然已知曾不能用，无复入世心矣。

曾国藩广罗贤才，许多博通经史，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得到他的礼遇和重用，其时幕中有“七圣十三贤”之誉。王湘绮所言，被评之为“谬”，则其荒唐抑可知矣。

第二，从当时士子风习看。

清朱克敬所著《溟庵二识》，对当日士风，有所纪述，他说清代“翰林最重前辈。一科至七科称前辈，自称学生，名次亦然。七科以上自称晚生。大三科以上称大前辈，白称如前。”何绍基系道光十六年翰林，王闿运系咸丰五年举人（1855）；何绍基生于嘉庆四年（1799），王阎运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比何氏少三十四岁。无论从科第说，或是从年龄讲，王氏在何氏面前应是晚辈，王氏并非疯汉，岂敢对何氏说“先生何不临帖，乱写乱画。”既然“持礼甚恭”怎又如此肆无忌惮，个中诽谤之心读者不难心领神会。

第三，从何氏学习隶书的时间看。

何绍基之子何庆涵说“先公六十岁后，喜临分书，两京诸碑，摹写殆遍，而于张公方杨孟义两碑临本尤多，各百余通。”（见《眠琴阁遗文》）。何绍基的长孙何维朴说“咸丰戊午，先大父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1860）归湘，主讲城南，隶课仍无间断，而于《礼器》、《张迁》两碑，用功尤深，各临百通。”（见马宗霍《书林澡鉴》卷十二）若据杨氏所言“其（按：指何绍基）临《张迁》诸碑，从湘绮言也。”若按时间计算，王湘绮说此话时，平已九十四岁，何绍基年已一百二十八岁，实则王氏只活八十八岁，何氏只活七十五岁，人死尚能说话，谬然也。

第四，从对何氏隶书的评价有。

杨氏说“何之隶书，实不成字，流传后世，贻笑万家。”但那些成就比杨氏大，名望比杨氏高的书法名家，对何绍基隶书的评价，都不是这样的。

例如曾熙说：

本朝言分书，伊（秉缓）、邓（石如）并称。伊守一家，尚涵书卷之气；邓用堰笔，肉丰骨强，转向模仿，习气滋甚，道州以不世之才，出入周秦，但取神骨，驰骋两汉，和以天倪。当客厉下，所临《礼器》、《乙瑛》、《曹晨全》诸碑，腕和韵雅，雍雍乎东汉之风度。及居长沙，临《张迁》百余通，《衡方》、《礼器》、《史晨》又数十通，皆以篆书入分。极晚之岁，草、篆、分、行，合为一炉，神龙变化，不可测已。五岭入湘起九疑，其灵气殆尽输之先生腕下矣。

再如潭泽闿云：

蝯叟致力于汉隶至勤，东京诸碑，临写殆遍，六朝而后言八分，无能过者。

（以上见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

又如马宗霍云：

蝯叟于分书博览兼资，自课之勤，并世无偶。每临一碑，多至若干通，或取其神，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其势，戈取其笔，或取其行气，或取其结构分布。当其有所取，则临与时之精神，专注于某一端，故看来无一通与原碑相似者。味者遂谓蝯叟以己法临古，不知蝯叟欲先分之，以究其极，然后合之，以汇其归也。且必如此而后能入乎古，亦必如此而后能出乎古，能入能出，斯能立宗开派。

杨钧并非无知之辈，出此恶言，厚诬前贤，其人品德，亦可知矣。

二

《草堂之灵》卷二《论四家》

谭瓶斋（按：指谭泽闿）喜钱南园、刘石庵、何蝯叟，翁松禅四家书，于是湘中有四家之名。或问四家优劣，余答日：……道州行书，有时绝妙，晚年致力篆隶，却无其行书，却无一笔能工，盖手已定性，不易变更也；但临摹既多，气味全得，以入行楷，自出尘凡。其执笔专用回腕，可以盘旋之地，仅胸前手之间，故盈尺之字，皆不成形，直不能直，横不能横也。又多以宋人粗犷之笔，作秦汉纯邈之书，本欲效颦，几成画虎，且用裹毫，尤多纽捩，此则深可太息者也。……

这是杨钧评价何绍基行书的文章，其中涉及到四个问题：

一是何氏行书，由于“晚年致力篆隶，却无一笔能工”。沈培芳先生在《何绍基行书的艺术特色》一文中说：“我们根据何氏的现身说法和诸家的评析可以归纳出何绍基书法（行书亦然）得力的三个主要方面：溯原篆分，得其古拙，遍学北朝碑版得真楷之绪，并旁参欧阳通《道因法师碑》（欧阳通书法得北碑神韵），取其沉雄峭拔。浸淫颜典卿书法，竭尽横平竖直之规，得其宽博。”何绍基尝云“浅者学古，得其形表；实省学古，得其法技；高者学古，求之形制。”又说：“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沈氏的评析，探得何氏实际。何氏的行书在继承借鉴中，还摆脱了二王的妍媚、俊俏、机巧、倾侧、修长日疵处。可以说，他的行书，是一种参入流动笔势的篆隶或北碑，与二王、欧、褚、苏、黄、米、蔡大相径庭，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标一帜。

前人对何氏行书，早有定评。徐坷在《清稗类钞》中说：“行体尤于态肆中见逸气，往往一行之中，忽而壮士斗力，筋骨涌现，忽又如衔环勒马，意态超然，非精研四体，熟谙八法，无以领其妙也。”杨守敬在《书学迩言》中说：“子贞以颜平原为宗，其行书天花乱坠，不可捉摹。”向桑说：“其分隶行楷，皆以篆法行之，如属铁枯藤，惊雷堕石，真足以凌轹百代矣。”杨钧独谓其行书，“却无一笔能工”，不知其何所见而云然。

二是评论何氏“执笔专用回腕，” ……故盈尺之字皆不成形……”，此论亦有抨击之必要。回腕执笔法，是何绍基的独创。他在《蝯臂翁》诗中说：“书律本与射理同，贵在悬臂能圆空。以简御繁静制动，四面满足吾居中。李将军射本天授，蝯臂岂止两臂通。气自踵息极指顶，屈伸进退皆玲珑，平居习书颇悟此，将四十载无成功。……”回腕是一种十分辛劳的运腕技法。它不仅手臂高悬，而且小臂要悬成半圆，造成大拇指力顶其它四指并排的执笔阵势。然后“振笔时提起丹田，高着眼光，盘曲纵远，自运神明”（何绍基《与王菊士论诗》），他又在《跋张黑女志》中说“每一临写，回腕高悬，通身力到，方能成宇。约不及半，汗浃衣襦孺矣。”此法如此费力，他却迎难而上，为书法另辟新大地，正是难中出奇之处。

吴玉如先生是当今书法名家，陈云君、洪丕漠两先生在《略谈吴玉如的书法》一文中说：“在书法理论和技法上，吴玉如是有着他自己的独到见解的，这里试就其两个方面来作一简要的介绍：一、高捉管：吴先生写字执笔的特点是把手高高地执在笔杆的中上部，作行草时则更是把手执到了笔杆的顶端。先生认为这种高执管的执笔方法能使手腕和肘部，远离书抹，远则空灵活动，无施不可，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腕力和肘臂之力，并使腕肘之力直贯毫端。尤其在写大幅行草，应用这种高执管的方法则更能照顾通篇，使之一气呵成，以收首尾连贯之效。” ……（《书法》一九八一年第六期）杨钧所言是否允当，我们读吴玉如先生所论则了如指掌矣。

三是“多以宋人粗犷之笔，作秦汉纯邈之书，本欲效颦，几成画虎。”何绍基自云注重北碑，对南人简札不甚留意，这是他独特的书法观。他的行书，以欧颜为底（颜字特点，最为突出）以《黑女》为骨，各家之长，尽收腕底。他中年的行书，尚有欧阳父子、颜真卿、钱南园的痕迹，晚年的字，有的神似苏东坡。他是“集古成家”的大书家，因而锤炼出自己独特的行书艺术。杨钧之言，甚无谓也。

四是“且用裹毫，尤多纽捩。”“裹毫”二字少见，不悉是否指何氏写字喜用羊毛笔。若指羊毫，则近代书法理论家不是这样看的。潘伯鹰先生认为，羊毫到了何绍基手中“才集大成而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凭这一点，他是一个开辟书苑新天地的英雄。”何氏喜用羊毫，究竟收到了多大的效果，潘氏对此作出了精辟的论断，本文对此不加赘述。

三

《草堂之灵》卷二《记蝯》篇：

道州何伯言，乃何贞翁之侄，何绍颖之子，其妻湘潭郭氏女，与余为姑表姊妹，故何家细事，多能知之。最可笑者，则贞翁少时，跻驰不羁。年二十四，文安公（按：指何绍基之父何凌汉先生）携之入都。舟泊永州，舟中闲暇，究其所学，则茫然无所知。文安公大怒，答掌二十，推之上岸，曰：“不可使京中人知我有此子，以为吾羞。”贞翁潜归，闭户勤读，卒得翰林，且为名士。古之人如周处辈，背流知反，迷岸知归。事业学术，虽系同源，究可分列。以事业著者，不必皆为少时所习。放浪之人，多有胆识，继之阅历，自异闻茸，至于学术，则不如此，非少年不学老而能成者也。贞翁竟于二十四以后始专学术，且成名人，斯则奇矣。用功过迟，手腕俱钝，故贞翁四十以前之书，皆无可观。乃以辛劳辟开生面，较之以事业成名者，费力奚止百倍。贞翁亦人杰也哉！虽然，事之实否，诚不可知。所闻如此，记之而已。以贞翁之言行测之，则似非实也。

这是一篇荒谬绝伦存心诬蔑乡贤的文字，其事均系虚构，现以铁的事实逐一驳斥如下：第一、关于何伯言问题。何凌汉先生只生四子，并无何绍颖其人。何绍基《先考文安公墓表》“子绍基，翰林院编修；绍业，四品荫生，候选县主簿，出嗣伯父健园公，先殁；绍祺、绍京皆举人。”据此得知何凌汉先生只兄弟二人，其兄健园公早卒，无子；何绍基只四兄弟。何绍颖或系其族中同辈兄弟。

第二，郭氏女多知何家细事问题。《东洲草堂文钞》卷十八何绍基《先批廖夫人墓表》（乙丑）（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先公登第（按：指考中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又称探花事），假还，吾母始授命服归东门，以丙寅偕至京师。先公自丁卯典粤试，已卯使闽中，中间十余年，居大不易，修史之暇，陶然浩歌，家事有无，赖吾母拮据屏当以济。后惟视学山东、浙江，母挈家人至使署，余日皆在京师。”廖夫人自移居北京后，即未南归，郭氏女既非何家直系亲属，远居道县，且又无千里眼、顺风耳，焉能多知细事，故此纯系无稽之谈。

第三，关于何绍基年二十四，文安公携之入都问题。按道光三年癸未（1823）何绍基年二十四岁。道光二年秋，何凌汉先生即奉命典试山东。李元度《何文安公书略》“道光二年典试山东，留督学政。”何凌汉《山左试犊得心集序》：“壬午（道光二年）秋，使者奉天子命典试山东，即留视学。”又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二《陈秋舫属题秋斋饯别图》序云：“道光壬午秋，家君典试山东，即留视学。余于秋杪奉母出都，将都寓藏书寄存秋舫处。……”道光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何绍基均随父山东学政任，留居济南时多，至道光五年始回湘参加乡试。杨氏闭着眼睹说瞎话，捏造何氏父子舟泊永州事，真是贻笑大方。

第四、关于何绍基年二十四犹茫然无所知事。现将何氏自述就学情况转录于下：

①何氏六岁即从舅父廖先瑞读书。他十九岁生日，作《生日述怀》诗，其第二首云：“余昔三岁时，未离慈母怀。家君拔萃初，北上长安街。室有四壁立，粮无三月赊。便辞东阁门，言归舅氏家。舅视如己子，味噢意有加。六岁入小学，宅相交矜夸。授我兔园册，之无喧童哇。裁量鱼网纸，搦管嗤涂鸦。……”

②十三岁即将枚乘《七发》读得烂熟。《东洲草堂诗钞》卷三十《闻徐寿蘅学使陪李若农主司江上（指浙江钱塘江）观潮，喜成十二绝句，时十月初三夜》，其第九首云：“水性轻柔乍若顽，只缘龛赭杆重关。儿时烂熟枚生笔，到老模糊骨母山。”诗后自注云：“十三岁时读《七发》，问‘骨母山’何解？孙镜塘师曰：‘是‘胥母’之讹”。又问‘伍胥之母何据？’师笑不能答。孙师杭州钱塘孝廉。”

③何氏颖慧绝伦，幼耽吟咏，今《东洲草堂诗钞》卷一，辛未年存诗二首，即为十三岁时作。其一《雪》云：“烈烈四山风，收归夜气中。无声三尺雪，破屋一灯红。”其二《送孙镜塘师就馆滦州》云：“先生将有行，忍舍学生去。回思教爱深，牵衣泪如注。一白雪连天，滦州在何处？”

④何绍基少时勤奋苦读，经常手不释卷。他十九时写的《生日书怀》之一说：“爱云如爱影，爱月如爱友。爱花如爱色，爱山如爱酒。惟书爱最真，坐卧不离手。架上三万签，经史任所取。汪洋汇众流，纵横姿谈薮。……少小不努力，老大呼负负。读书须及时，吾年已十九。”

⑤道光元年辛已（1821）何绍基二十三岁，今《东洲草堂诗钞》卷一有《儿归来篇》二十首，前有小序云：“余自（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随宦入都，辛巳秋杪初次南旋，抵家一月，复匆匆北上，蒙家中父老钟爱之笃，宛然儿时光景也。别后成诗二十首，非敢言诗，聊以写吾土之思云尔。”至同治六年丁卯（1867）何绍基在刻其诗稿的自序中说：“童年即学为诗，弱冠时多拟古乐府，辛巳南旋，稿本落水失去。嗣于经史说文考订之学，嗜之日深，虽不废吟咏，非所专习也。……”自叙学习经过，亦可窥见一斑。今《东洲草堂诗钞》卷一，嘉庆辛未至巳卯，存有古今体诗九十八首；卷二，嘉庆庚辰至道光辛巳，存有古今体诗一百二首。均系二十四岁以前所作。茫然无知之人，岂有如许成就！

第五，以周处少年时事与何绍基相比，尤属不伦不类。西晋周处（240——299），少孤，横行乡里，乡人以之与南山虎，长桥蛟合称三害。而何氏自何凌汉后，一门风雅，誉望隆硕，李元度《何文安公事略》载：“京师冠盖之薮，高官大第，戟相望，独道州尚书何公，起家儒素，荐涉崇峻……家庭淡薄，动履平实……诸子朴谨嗜学，一时魁儒隽才，靡不谐际。……”而《道州志–何文安公传》亦谓何凌汉教诫后嗣极严，诸子无贵介子弟恶习。杨钧既捏造事实，犹含血喷人，实属可耻。

第六、杨钧又云“用功过迟，手腕俱钝，故贞翁四十以前之书，皆无可观。”此亦睁着眼睛说瞎话。马宗霍《霎岳楼笔谈》云：“道州早岁楷法宗兰台《道因碑》，行书宗鲁公《争坐位帖》、《裴将军诗》，骏发雄强，微少涵淳，中年极意北碑，尤得力于《黑女志》，遂臻沈着之境。……道光十五年（1835）何绍基回湘参加乡试，有《乙未归湘日记》一卷，其八月三十日日记云：“荷屋丈（按：指湖南巡抚吴荣光招饮又一村，出玉杯、玛瑙椀劝客，余几醉矣。……晚看荷丈所藏宋槧苏诗施，顾合注本，作七古一篇。”下有注云：“乙未为道光十五年，时先生年三十六。余于庚子春在荆州见宋刻施、顾合注本苏诗，中有先生七古一首，小楷极精，即此记中八月三十日所题也。丁秉衡注。”又《东洲草堂文钞》卷十一《书旧临争坐位帖后》：“……余少壮时，喜临《坐位帖》，廷对策亦以颜法书之之，十二刻而毕，为长文襄（龄）、阮文达（元）两师相及程春海恩泽侍郎师所激赏，已置第一，旋已语疵，落置十一。……”从上行三文看，何绍基“四十以前之书”，真“皆无可观”耶？

四

《草堂之灵》卷二《哭陈》篇

闻陈师曾死，为之痛哭。余在日本时，与师曾同居一室者三年。归国之后，余偶北去，彼或南来，相见不过数面。梁卓如聚会悼之，画价时大涨。师曾在日本时，尚不能画，然喜于黑板上作人物、驴马为戏，后入师范学油画及水彩画，归国之后，参以中法，画成形矣。故近世画家之略可观者，师曾也。沈醉白郁居长沙，其名不显。沈为小吏，贫而能傲。湘抚多名流，每许其以画易差，沈不顾也。遇有佳画，则质衣购之，然其所作，不免肮脏，学力虽深，天资不足也。诗荪名满天下，家悬户张，实则沈、何之作，不过伯仲。诗荪纯乎案臼，千篇一律，略过于汤语庵，刘吾樵辈而已。沈尚有时能出新意。然门第不及，亦不遇之因。

本篇题为《哭陈》，实非哭陈，而是以陈衡恪（师曾），沈醉白、何维朴（诗荪）三先生作为衬垫，用以抬高自已身价之作。现将杨氏用笔狡狯之处，略加论述：

陈衡恪（1876一一1923）先生，系我国著名学者、画家、篆刻家，逝世时虽仅四十八岁，而其成就甚为卓越。陈氏之高足弟子、我国书画名家、中国美术史论专家俞剑华（1895——1979）先生追记其师一生经历云：（师曾先生）“天资慧绝，十岁能为擘窠书，涂抹云烟，工诗文，世以奇童目之。既冠赴日本，归任南通、长沙等校教师，继任教育部编审、北京高师、北京美专教授。工篆刻，溶铸秦汉，古拙纯朴，毫无霸悍之气，书法则篆、籀、隶、魏、真、行诸体无不工，笔力苍劲，风神秀逸，独具一格；画山水得力于沈周、道济、髦残、石溪、蓝瑛，不使一笔入四王，故生辣坚强，钩多皴少，尤不耐渲染，瘦骨峻嶒，笔笔有力。花卉则综合陈淳、徐渭、华岩、李鲜参以关昌硕，挺拔俊逸，不取怪态，以习博物，故形态逼真。偶作人物，亦时写生，所作京华风俗图，有金农、罗聘遗意。……”杨钧自云旧本留学时与陈师曾先生同居一室三年，归国后又常有交往，对其习艺情况，应当知之甚审，但其所述，亦仅泛泛数语。与俞剑华先生所述相较，可云肤浅之至。师曾先生英年早逝，为中国学术界艺术界的巨大损失，杨钧未曾一语道及，只有“闻之痛哭”四字，其情为真为伪，抑可知矣。

对于沈醉自先生情况，我不知其详，不敢有所论述，杨钧所论，是否为当，有待知人论世者评议。

何维朴（1844—1925），何绍基长孙，字钟曾，何绍基以其“幼解吟咏，毕之曰诗荪。”见《东洲草堂诗钞》卷二十八《为大孙新辟书斋》诗工书善画，弱冠以后，驰名于世。嘉兴张鸣坷先生《寒松阁谈艺琐录》卷四云“何诗荪，湖南道州人，子贞先生之孙，由副贡官浙江知府，书法得家传，又能画山水，宗娄东四家，濡染淋漓，景物遐旷，近今之杰出也。”（书成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作者时年八十）《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二百五十七页何维朴条亦云：……工书画，晚寓上海盘梓山房，以此自结。画以山水著称，宗娄东四家，无时流霸悍草率习气。对于古画之鉴赏尤精。书摹其祖绍基，亦得其神似。少精篆刻，宗泰汉，晚年倦于酬世不复作。……”杨钧对于一位书画名家，初则曰“诗荪名满天下，家悬户张，”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不得加以否定，但一转笔，则加低毁，首先则曰：“实则沈何之作，不过伯仲”，继而又曰：“诗荪纯乎案臼，千篇一律，略高于汤语庵、刘吾樵辈而已。”刘吾樵情况不详，汤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曾有介绍“汤蠖，字小语，号语庵，湖南善化人，生有奇慧，美丰仪，与仲兄蹯、季弟彝皆工诗古文辞，时有‘三汤’之目。蠖十岁即善画山水，不规囿于古人，而古法无不备，晚吏苍润，卓然成家。……”可见亦系当时有名书画家。

杨钧此文共二百三十四字，记述陈衡恪的百十四字，记沈醉白的六十四字，记何维朴的六十字。一篇哀悼文字，写得如此零乱，哭友乎？自捧乎？明眼人自能知之。

五

《草堂之灵》卷五《说秘》篇

……从来学人，均有所秘。……譬之书家，无休不备，并非自创，仍出古人，于小品冷碑之中提取新奇特异之处，集合成为一体，熟练乃成一家，所谓留心于人所不留心处。如何家《黑女》不以示人，则蝯叟之书更神奇矣。南北朝之小碑造象，最易启发心思，得其一二，便能自立。人谓南海康氏只学“欣僧造弥勒象”即能不俗，是其明证。但得之至艰，与人则易，其自神秘，亦理之常。

何绍基于道光五年乙酉（1825）于济南购得《张黑女墓志》拓本，他在《东洲草堂文钞》卷九《跋魏张黑女墓志拓本》六则，其第二则云：“余自得此帖后，旋观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戍入都，丁亥游沐复入都旋楚，戊子冬复入都，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丁亥夏在汴中得宋装薛少保书《信行禅师碑》亦从来谈古刻者所未见，遂杰然与此称二奇焉。”何氏得此帖后，四年之内，风尘仆仆，置之箧中，“寂坐欣赏”，且当时尚无今日复印技巧，未能广为传布，亦系情理中事。

关于南海康氏书法风格之形成，近人尚有二说：一说康氏受宋陈传影响极大，陈氏所书“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楹联（见《书法杂志》一九八一年第一期），曾落康氏之手，二为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商承祚先生在《我在学习书法过程中的一点体会》中指出：“唐开元十九年（731）的《千秋亭记》，刻在四川省巴县某江岸的岩石上，知道人不多，康氏得此拓本后，视为至宝，刻意摹写，并在该刻的基础上，予以进一步的夸张，遂成康体。我得此拓与康氏对照，立即剥去他的伪装。”（见上海书画出版社《现代书法论文选》）

何、康两氏，购得碑帖拓本，一时不肯示人，本非怪事，更非罪案，杨氏亦云：“得之至艰，与人则易，其自神秘，亦理之常。”既然如此，又何必著为专篇，用以指责他人。

结束语

何绍基的道德文章，为世宗仰，而其书法，被誉为“晚清书坛第一人”。百余年来，湖湘先辈，亦交口称赞无异辞。如湘乡曾国藩云：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日各体诗好，五日字好。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以余观之，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曾文正公家书）

衡阳曾熙云：蝯叟从三代两汉包举无遗，取其精意入楷，其腕之空取黑女，力之厚取平原，锋之险劲取兰台，故能独有千古。

茶陵谭延闿云：何道州书渊源于篆分，泛滥于北魏，通会于兰台，根抵于鲁公，拟之刘石庵、钱南园，所谓专精少劣，而博涉多优，三百年来莫能尚矣。（《书二汪墓志铭后》）

长沙陈继训云：湖湘骚雅之地。……迄于有清，……而词人巨儒，代兴者众，前后踵继，其光烨然。张度西、唐六积、邓湘皋、欧阳涧东、何子贞、邓弥之诸省宿，掉鞅词坛，无愧作者……（《乙亥花朝酬唱集序》）。

谨举数例，余不赘述。杨钧名位不及吾湘先贤之高，书艺不逮吾湘先贤之精；且何绍基卒时，杨钧年仅七岁，当无什嫌隙仇怨，湖湘独彼一人，挖空心思，态意诉毁何氏，不知其用心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