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家何乔远著述考（中）

晚明史家何乔远著述考（中）

钱茂伟

（宁波大学史学史研究所）

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了《名山藏》影印本，1999年，《四库禁毁书丛刊》也收了此书[1]。最近，福建人民出版社也将出版张德信标点本[2]。

5、关于《世庙四谏官记》、《大礼记》、《文皇佐命三臣传》、《四朝幸阉记》、《逆藩三记》

根据高春缎介绍，何乔远还有《世庙四谏官记》、《大礼记》、《文皇佐命三臣传》、《四朝幸阉记》、《逆藩三记》五卷书。此五书各一卷，抄本，见于《手抄本秘册丛说》第一三一种，《世庙四谏官记》为第二册、《大礼记》为第十三册、《文皇佐命三臣传》、《四朝幸阉记》、《逆藩三记》为第十四册。没有序。《手抄本秘册丛说》现藏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3]。

这可是未见前人著录、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之外的事，让我倍感好奇。惜高春缎仅根据《明史》等资料，介绍了相应的事件与人物内容，没有作出实质性研究。我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调阅了这部书，亲自作了一番探索。

经翻阅发现，高春缎的介绍，有些错误。第一，此书不叫《手抄本秘册丛说》，乃称《秘册丛说》，朱丝栏钞本。第二，著录方式，不是“第一三一种，第二册”、“第一三一种，十三册”，而是直接用第二册、第十三册、第十四册。此书共135种，136卷，23册，没有统一卷帙，更没有统一种数。第三，有遗漏。翻《秘册丛说》目录，发现除了以上五篇外，尚有《高道记》、《本士记》、《艺妙记》各一卷，也题“晋江何乔远”，收于第七册。第四，没有实质研究。因此可以肯定，高春缎的研究是相当浅显的。

《秘册丛说》未注明抄录者与抄录年代。据笔者研究，此书主要汇集历代杂史而成，最迟的是清代张复《黄河考》一卷，谷应泰《国本纪》一卷、《宁夏变纪》一卷。张复《黄河考》成书年代不详，谷应泰卒于康熙初年。由此来说，此丛书的最早年代是清代康熙初期。

何乔远这八卷书，不曾见他自己、学生、儿子们及后人的著录，何以突然会跑出来？粗看一下八卷书的形式与内容，发现与《名山藏》十分接近，于是，我决定从比对《名山藏》相关内容入手。经比对，发现：

《世庙四谏官记》，见于《名山藏·名山藏·臣林记·嘉靖臣六》，仅至海瑞卒，删“居久之，左都御史吴时来卒而得谥礼部郎中”以下一段话及“郎曰”。

《大礼记》，《名山藏》[4]有《开圣记》。这一篇，除了简单提到朱元璋的祖先之外，绝大部分内容讲嘉靖皇帝的生父睿宗献皇帝事迹，我猜想与此有关。经比对，《大礼记》内容比《名山藏·开圣记·睿宗献皇帝》少前面“睿宗献皇帝……薨二年而正德十六年”，直接从“武宗崩”开始，到“上食如奉先殿云”，后省“臣乔远曰”一段评论。

《文皇佐命三臣传》，经比对，姚广孝、金忠见《名山藏·臣林记·永乐臣一》，而袁珙传则见于《方技记》。其中，《文皇佐命三臣传·金忠》仅至“终尚宝卿，年八十余卒”，下面一段话被删除。

《四朝幸阉记》，见于《名山藏·宦者杂记》，有王振、刘瑾、汪直事迹，惟缺魏忠贤事迹。

《逆藩三记》，见于《名山藏·分藩记》汉庶人、庆靖王、宁献王，中有汉庶人、安化王、宁王三人事迹。“汉庶人”到“须臾，诸子皆死”，后面一段删除。“安化王”节自“庆靖王”中“真鐇……送之应该京师，赐死”一段。“宁王”节自“宁献王”中“宁宸濠即位”，至“天子既至通，赐庶人自裁，燔尸扬灰”一段。

《本士记》，与《名山藏·本士记》相比，缺前面小序。

《高道记》、《艺妙记》，与《名山藏·高道记》与《名山藏·艺妙记》相同。

第七册中尚有《王享记》，与《名山藏·王享记》名称相同。但经比对，发现内容与《名山藏·王享记》不同，且作者题“高岱”，因此，可以排除。再经比对，知此《王享记》乃高岱《鸿猷录》卷六《四夷来王》的改名。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以上八卷是从《名山藏》辑录出来，可以说是《名山藏》的衍生品。至于其辑录者，可以排除何乔远本人。一则本人做单行本偏向增加内容，而他人则喜欢删削内容。二则收录了何乔远卒前四年倒台的天启间大宦官魏忠贤传记。《名山藏》下限及于嘉靖朝，自然没有魏忠贤事迹。《镜山全集》中也没有魏忠贤传记资料，《四朝幸阉记》中的魏忠贤传记数据显然是来自其它数据。以上八卷内容，名称与《名山藏》不同，又不见他自己、学生、儿子们及后人的著录，由此，可以肯定是清朝人辑录的。

二、《名山编年》

何乔远作《名山编年》一书，由于不传于世，后人鲜曾留意[5]。

《名山编年》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史书？据学生讲，“又数年以来，欲汇列朝实录，纂为编年”[6] “如向所注《名山藏》者，尚苦未备，当嗣为之。远归田不问家人产，窃私淑老先生，文酒之余，将实录删为《编年》，采众小说，集合其中。” [7]由此可知，《名山编年》是根据《明实录》而作的一部编年体明史。同时，参考群籍。这有点类似于谈迁作《国榷》。

何氏何以要编纂《名山编年》？有人问何乔远，既有《名山藏》，为何又编一部《名山编年》？何氏回答说：“国典也，朝章也，我列圣之德与其政治也，士大夫之德之才与其行事。用之当年，施之后世，以为不刊之典；着之擘画，以为人存之策也。志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苟留意于斯矣，小大奚择焉，不贤奚辨焉！”[8]这是何氏替《名山编年》写的一篇引语，但阅读全文，只是说明实录记录了国典与朝章，有独立传世价值，并无法了解何氏创作的确切意图。倒是给别人的信中讲得明白：“鄙意，欲将《名山藏》学《史记》，《编年》学《左传》。然愚公之志故如此，今太行之山何曾缺一角耶？” [9] “左氏成传，厥有国语，吾志欲俪二书。”[10]结合以上两段材料，可知何乔远修史分两个阶段，第一步是修《名山记》，第二步是修《名山编年》。前者学《史记》，为综合体；后者学《左传》，为编年体。按照常规程序，先成编年，后成纪传，如谈迁（1594－1657）。而何乔远反其道行之，原因何在？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何乔远修《名山记》时，没有充分使用《明实录》。完成《名山藏》后，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于是决意另成《名山编年》。

何乔远何时动手编纂《名山编年》？由上面“数年以来”可知，何乔远值临终前几年才开始将《明实录》删为《名山编年》。据记载，崇祯三年（1630）三月，缘病，回籍调理。四月自南京出发，沿途参观了不少古迹，八月底才到达家里[11]。约九月开始，“益取实录，掇仁、宣二庙。至腊月，脱稿。廿日，犹呼舅悌（何乔远长子何九云）至前，令较订也。”[12]十二月二十二日，何乔远谢世。也就是说，临终之前，完成稿子。这里不太清楚的是，所谓脱稿，是完成全书抑至仁、宣二朝？门人郑道圭的话可以释疑，“又以左氏成传，厥有《国语》，更取先朝实录，纂为《编年》。犹删订仁、宣二庙，而公绝笔矣。”[13]由此可知，何乔远真正用于《名山编年》的时间，才四个月。这期间，每月初三、初八日，还要参加泉山书院的会讲活动[14]。再加上年事高，体力不支，何氏发出了感叹：“著作大业，造次未得详悉，安得写手十余，抄而藏之于家？” [15]他希望雇佣十多个“写手”协助自己编纂《名山编年》，但已经晚了，何乔远仅得编纂到仁、宣两朝，就撒手人世。

《名山编年》在正式定名时，改为《编年录》[16]。《名山编年》何以不传于世？崇祯十三、四年刊刻何氏遗书时何以没有同时刊刻？由以上情况可知，《名山编年》没有全部完成，这是当时没有刊刻的主要原因。

三、《闽书》与《志稿弃余》

1、《闽书》

在何乔远集中精力修国史的时候，中间又接受了地方志的撰写任务，先纂府志，后修省志。万历三十八年（1610），巡按御史陆梦祖（瑞亭）决定修福建省志，聘林烃主纂，何乔远、林材、董应举诸人与修。“陆公寻得代去，不果为。” [1]苏琰称：“当巡按山阴陆公以《闽书》托先生也，意欲于三山授室，而招致八州文学之彦，分曹禀仰于先生。先生曰：‘腐令之书，单出一手，吾不欲假长于众而博总裁之名。且阅岁经年，糜有司之饩，非吾愿也。’督学慈溪冯公为之搜讨郡邑记载，泉守阳公为之置抄誊书役。亡何，诸公先后去，诸役尽辞归。凡续购遗书，或搨摹志刻，笔纸膏油、行脚之费，子弟亲友、小史家僮几案之劳，其所支给，地方官府未尝过而问焉。”[2]结合以上两段材料，可知福建省志的编纂，陆梦祖开始的设想是官修，用聘任制，何乔远的聘礼是“二十余金”。不久，陆梦祖工作调动，省志工作实际没有展开。按惯例，修省志之前，先修各郡之志。何乔远参与了万历《晋江府志》的纂修工作，“五阅月，杀青”[3]。至万历四十年（1612）冬，各府县志陆续修完，提学副使冯烶（景贞）决定动工修省志。经过考察，冯烶认为何乔远是一个“颇好读书”的学者，能担当修省志重任，决定请何乔远总裁。何乔远虽接受了修志之任，但反对集体修志，要求个人修志。他认为集体修志，既花钱费时，又质量不保证。冯烶同意了何乔远的要求，于是下令将“诸州县志草”[4]全部送到何乔远家中，鼓励说：“子其成之。”[5]晋江知府也提供了一些人手，供何氏差遣。何乔远坚持独立修志，这种独修方式，也就意味着拒绝其它人的参与，自然引发不少矛盾，其它与修人员纷纷离开，最后可能连帮忙人员也走了。“柰敝处之人，眼孔如针芥，既不下手，止图贬摘，破坏成事。然此一二公，今亦安在矣！”[6]那些对此有意见的福建士大夫，纷纷在旁边指手画脚，干扰省志编纂工作。何乔远“岁佣书手二人，如在官之禄而饩。门下士二三人职其较雠”[7]。据介绍，协助何乔远修省志的，主要是学生黄鸣晋、王有栋等人[8]。另外长期聘请了两个抄写员。抄写员薪水、纸墨之类办公费，全部由何氏个人出。“给散写手，供给饭食，鬻买纸笔，费以百余金。”何氏个人收入，又主要来自稿费之类，自己省吃俭用。“他笔札费无算，皆师以问遗润笔诸所入，裁家用给之，无分毫糜官帑。”[9]何乔远“尽取八郡一州五十七邑之乘而遍阅之”，前后五年，稿经五六易，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春，论次成书。何乔远修省志，基本是私修性质。所以，他将修志性质定为定为“私书”，最后命名《闽书》，而不是“福建省志”。“

《闽书》修方志方式与体例的独特性，引发不少争议。先是公书与私书之争。何氏认为：“若以为公书，则当从诸公之后，坐官局，食官饩，而后谓之公书。”[10]而他修《闽书》，人手与纸墨费都是由他个人提供的，他仅在开始时接受了二十余而已，所以，应为私书。

《闽书》体例的争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不为朱熹立世家。“而为诸公所不喜者，莫如不为朱文公立世家。鄙见以为，既立世家，则须立道学一门。有道学一门，则必有政事门，有文学门，有孝友门。旧时立此门者，多是迁就其词，则何道学之无政事，何政事之无文章，何文章之无孝友。若贵省方志，则且老子、韩非同传矣。盖作者自有意，亦自有体也。其余收采之不惬人意者尚多。然我公问及，不敢隐丑。”[11]

其次是立《我私志》。《我私志》述何乔远家族历史。“至于《我私》一志，则此书明是一家私书也。若以为公书，则当从诸公之后，坐官局，食官饩，而后谓之公书。……太史公自序而及其父谈，班固自序而及其父彪，私书也。欧阳文忠修《新唐书》，不自序也，元脱脱修《宋史》，不自序也，公书也。父祖有善而掩之，是不孝也，是以有《我私》一志也。”[12]何氏认为他修的《闽志》是私修作品，所以，可以仿《史记·太史公自序》等而作《我私志》。

其三是不立奸邪传。蔡五岳取看《闽书》后，问：“子何不为奸邪立传者？”何乔远回答说：“闽中奸邪，第蔡确、蔡京、吕惠卿、章惇、黄潜善数人，《宋史》己备，后世共知。不佞有乡先辈之谊，不用更加诋毁。且奸邪一局，亦未易当也。我朝来，夫岂无人？第恐奸不成奸，邪不成邪，无足继有宋诸公之后者。即有之，其子孙尚在，见之不怪而怒者鲜矣。如此而徒有打死虎之名，故不为也。”蔡五岳“殊然其说”[13]。

何乔远本人对《闽书》成一家之言，颇为自豪。“乔远今此书，窃附《益都耆旧》、《华阳国志》之意。”[14]由此可知，他是以继承《益都耆旧记》、《华阳国志》自任的。“郡国志书，不过一大家乘耳。必责备求全，则遗者众矣。前人不过就志修志，远今博采府州县志，凡有列在名宦者，一概收录。至于道德、文章、政事等项，原无甚分别。强立此名，乃影响其人以就之，尤为虚用其心。远今一县归一县，散之则为各县之志，合之则为通省之志，似较了然。至赋役之事，远修郡志时，鄙意亦欲仿《平准书》，作一篇直叙之，缘有同事者在。”[15]由此可知，《闽书》编纂过程中，参考过众多数据，超过官修的画样文章。且在体例上也有所发展，不强分类，且用组合式，“散之则为各县之志，合之则为通省之志”。《闽书》出版后，得到了一些人的肯定。“《闽书》何从见之？所云严而核，详而不滥，虽知虚褒，然心亦以为当论。所恨闻见不多，《闽书》既成之后，尚有许多古迹，许多好人，不及详之也。方知著作一事，古人所难，良以此耳。”[16]由于篇幅有限，所以，尚有“许多古迹，许多好人”不及列入写进，这是何氏本人引以为憾的。

《闽书》成稿后，得新任巡抚同意，出资抄录一部，知道的人不多。当时，叶向高（1559-1627）与朱国祯非常关心此事。“《闽书》为之七年而就，出示诸公，多不之喜，惟唐福相公许可其书，以为收之详而取之恕，在闽言闽，或庶几焉……书凡五十余本，去岁，携入福唐，福唐公随被留抄，今方寄到十八本。想彼海上佣书之人不甚备。”[17]据此，叶向高读《闽书》且命人抄录一部，时间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阅后，叶向高替《闽书》写了序。后来，浙江的朱国祯也关心何氏此书，“承问《闽书》刻未，此书远费心七年，时有相知当道，亦举以相托。……《英旧志》一时未便得遍录，零星六本寄往。《张半洲传》及《我私志》，具抄上。倘私家有小善，可以采略，望老先生不弃也。”[18]

苏琰称：“其着《闽书》也，托始于万历壬子，而告成于天启丁卯，中间十有六年，独手成书。” [19]丁卯为天启七年（1627）。据此，万历四十四年成稿后，何氏不断有所修订。崇祯元年（1628）三月，熊文灿出任福建巡抚。因苏琰的推荐，熊文灿对《闽书》有兴趣，借来一读，肯定了何氏的工作，决定资助出版，惟要求何乔远补写万历四十四年至万历四十八年之事，“以成神庙一朝终始”[20]。崇祯二年，完成补修工作，共一百五十卷，郑之玄作了序，开始刊刻工作。崇祯四年（1631），熊文灿作序，全书正式传播于世，书版留在藩司库中。在刊刻的过程中，官府也增加了一些传记。据苏琰记载，早在崇祯三年冬，他曾索得尚未公布的全书一观，发现“越三年，间即有搀入传记，如紫乱朱，今琰颇能别之。其书加于通志之旧者，为前帝志，君长志，及乎韦衣闾巷之命名节取，视昔为详。乃若缙绅之籍，当未就之日，先生绝不示人，多携于山水游眺之余，自笔自窜，临刻而始登木，其意深可会也。中有存其名而略其事者，故揣杜、张之意。琰举以质先生，先生曰：‘吾存其实于所必存之事，而不于本传夸详，盖讳而不没，或有谅我云耳。’所胪列乡里前辈，俱在易名之后。而今已有就库司之本搀入其中，点污成书，必招后谤。琰兹拈出，观者自能知之。”[21]

2、《志稿弃余》

何氏在方志学上的另外一大贡献是，编纂了副产品《志稿弃余》12卷。“余修《闽书》，始于辛亥之冬，终于丁己之秋。其始患收罗之不广，既又虑删择之不简，又虑搜括之未详，既又虑字句之未精。或别立一例，或别更一体，稿凡六、七易。纸之弃者，或翻其背以起草，或付之裱以护书，或以窒壁穴，或以护窓檽，或捻以为钉，或重以覆瓿。秽者以楷拭，杂者和灰以泥。古人有爱惜书者，而吾不尔，恶其不尽用也。兹稿盖仅存，而又复欲弃之者。书记张子曰：‘公幸留之，可以稽脱误，可以防佚失，且以见公用心之苦，下笔之劳。’予曰：‘为我汇之。’尚得十二卷。学医费人，著书费纸，讵不信哉！……”[22]这有类似今天的修志外编。在修志之后，将无法采用而有史料价值的数据汇编成册，这无疑是一个好办法，值得今天的修志者效法。惜此书今不传。

[1] 韦祖辉《明何乔远<名山藏>的史学价值和版本问题》，何龄修等主编《四库禁毁书研究》，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2] 张德信《何乔远与<名山藏>》，田澍等主编《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二OO七年。

[3] 高春缎《嘉靖四大谏官――三杨与海瑞》（《黄埔学报》第三二辑）、《经史双融，理事无碍――史家何乔远著述考》（《黄埔学报》三七辑）没有注明《秘册丛说》的收藏单位，后来出版的《何乔远生平及其史学研究》参考书目才注明收藏单位。

[4]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四六～四八册。

[5] 笔者撰《晚明史家何乔远及其名山藏初探》（《福建论坛》一九九二年二期）、台湾高春缎《经史双融，理事无碍――史家何乔远著述考》（《黄埔学报》第三七辑，一九九九），皆未涉及。

[6]林欲楫《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

[7]《镜山全集》卷三四《再答朱相国书》。

[8]《镜山全集》卷二九《名山编年引》。

[9]《镜山全集》卷三四《再答朱相国书》。

[10]林欲楫《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

[11]林欲楫《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

[12]林欲楫《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

[13] 郑道圭《拟请谥恤揭》，《镜山全集》附录。

[14]林欲楫《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

[15]《镜山全集》卷三四《再答朱相国书》。

[16] 《何镜山先生小传》，见《镜山全集》附录。

【来源：钱茂伟的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