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及八卦爻辞的起源
何新撰
《易经》是一本神秘之书。其神秘首先是由于其来源的神秘。
关于《易经》的起源,《系辞》中有一个重要的说法,认为《易经》起源于上古包牺时代的结绳记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又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易辞中的这段话人们耳熟能详,但其真义,历代治《易》者却未能解释。问题在于,所谓“结绳而治”——以及人们常说的“结绳记事”,其究竟与《易经》以及八卦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所谓结绳而治,不是讲政治(以结绳治理国家,那是讲不通的。)所谓“治”,乃是“志”,志,记事也。结绳而治,即结绳而志,即结绳记事。
关于上古结绳记事之说,自古有之,但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结绳记事的方法及其与《易经》及八卦的关系。《说卦》:“卦者,挂也。悬索以示人。”《易纬》言:“卦者,挂也,言悬挂物象以示于人,故谓之卦。”指出“八卦”的本源似乎来自结绳记事。但怎样记事呢?
郑玄解释为:在绳索上,有大事打个大结,小事则打个小结。“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引郑玄)
这就是说,结绳记事的方法,就是悬挂绳索,以绳结为符号,象征物象而示于人。这挂起来的绳索,就是“卦”(挂)。通常有八条绳索,因此亦称作“八索”{1}或“八卦”。于省吾说:“古称绳为索,八索即八条绳子。”
但是,由此就有几个问题:
一是,这种八卦的绳索与占卜及政治有何关系?
二是,八条绳索的八卦,与《易经》中作为八种记号的八卦有何关系?
对这两个问题,历代治《易》者均未能说明,这里尝试作一解释。
古人结绳记事的方法,今已失传。“礼失而求诸野”。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云:“欲知太古结绳之法,当求之今日未开化之人种。古今人类思想,大致相等,惟进化之迟速不同耳。美洲之秘鲁,亚洲之琉球,皆有结绳之俗。吾国古代之结绳,当亦与之相近。”
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初到南美洲,看到这个国家广泛使用结绳来记数和记事,方法是用较细的绳子系在较粗的绳上,有时用不同颜色的绳表示不同的事物。这种记事绳有一个专名叫做“基普”(quipu),印加时代的基普有的还保留到今天。这种结绳制度在秘鲁高原一直盛行到19世纪。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印加记数基普,现藏在纽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A、B、C、D四根绳上打了许多结,所表示的数目写在下面,E绳表示的数是这4个数的总和。
在日本琉球群岛的某些小岛如首里(Shuri)、八重山列岛(Yaeyama)等至今也还在使用这种结绳记数的古老方法{1}。
我国台湾学者林尹指出:“我国上古之有结绳,是很可信的。据严如煜《苗疆风俗考》林胜邦《涉史余撮》的记载,苗胞、琉球同胞也有结绳为记的风俗。在非洲、美洲,也发现土人有结绳记事的事实。我们可以说,世界各地民族在未有文字之前都有结绳助忆的阶段。”
关于我国苗族与琉球及秘鲁结绳记事的方法,有关记载如下:
“苗民不知文字,父子递传,以鼠、牛、虎、马记年月,暗与历书合。有所控告,必请士人代书。性善记,惧有忘,则结于绳。为契券,刻木以为信,太古之义犹存。”(《苗疆风俗考》)
“琉球所行之结绳,分指示及会意两种。风物品交换,租税赋纳,用以记数者,为指示类。使役人夫,防护田园,用以示意者,则为会义类。真材料,多用藤麦草茎或木叶等,今其民尚有用此法者。”(《涉史余撮》)
“秘鲁国土人,不知文字。……凡人民之统计,土地之界域,合种族及兵卒之标号,命令之宣布,刑法之制定,以及死者之墓志,莫不赖之。甚至有远省来者,无论观风、避贡成宣战策,必须带结子以为通告之符信。其法以一主绳系有定距离之各色绳子,因事之种类,而各异其结,且以各种颜色以代表等等事项,如:红色代表军事及兵卒;黄色指明黄金;白色表明银,及和睦;绿色象征禾等类。又单结表示十,双结为二十,重结为百,二重结为二百,余类推。古秘鲁各城中皆有专门讲解结子之官吏,名为结子官。此种官吏对于结子讲解之技艺极为娴熟,惟须借口语之助,始瑞将意思达出,现今秘鲁南方之印第安人,尚有精通于古代所遗留之结子者。”{1}
概括而言,“结绳文字”的主要部分是一根粗绳,连着一些带有大结小结的细绳,细绳和结的数目、大小、位置和颜色都含有一定意义。例如:如果细绳是不带色就用来记数或者用来记住有重大意义的日期,有颜色的细绳用来表示更复杂的信息。例如:黑色表示死亡、灾祸、战争,白色表示和平,黄色表示金子,绿色表示五谷。美国史学家G.laVega(其母出生于印第安)记印第安人的结绳方法谓:“为了表示战争、摇投、贡赋,使用不同的结绳。每一种结绳有许多结并系有不同色线——红线、黑线、白线等。我们用不同方式把英文中的26个字母排列组合以表达不同音素时,能够分清它们的含义。印第安人如我们所做的一样,他们利用结绳的不同排列及不同颜色而表示不同的意义。”
据报道,结绳方法实际上遍及世界各地,不仅古代中国、印加帝国、希腊、波斯、罗马、中东地区及伊斯兰国家都有记载或实物标本。对中国早期文明有渊源关系的古埃及字母及巴比伦楔形文字等亦与结绳有关。
由这些记载显示,人类在没有文字、或者不知文字以前,关于生活中各方面的大大小小事情皆以结绳为记事方法,其作用与文字记事方法相同,俨然形成公认的一种制度。先民生活在尚无文字或不知符号文字的岁月中,用结绳记事是公认的当时制度,亦即实质存在的习惯法(Customarylaw)。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一步的演变中(由于结绳的复杂性及携带不便),印第安人的结绳方法后来逐渐演变为在木棍上契刻刻痕和记号的记事方法。所谓“上古结绳记事,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书契就是在木棍上书写或契刻记号。
《易》云:“上古结绳而治(志)”。李鼎祚《周易解集》引九家易:“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这说明以绳之大小及结之多少作为标记和符号,传递信息,记录事件。这种记事的方法,与印第安人的结绳记事方法非常相似。两相比照,可以使我们对于我国上古结绳而治有所了解。“殷之先人,有册有典。”实际上,册与典都是结绳记事的产物。册,就是竹木简策。册、策、栅、筮(算)这几个字,在古汉语中音义相通。册的本义,是竹或木简,就是远古的记事工具,以细竹条或木条削成,连缀于一条绳索。事件则记于竹、木条上。竹策、典册显然是由结绳记事演进而来的。
《周礼•春官•内史》郑玄注:“以简策书王命。”“策,简也。”策、册字通,策(册)上所记之辞,就是史事。《尚书•金滕》:“史乃册祝”,《尚书大传》郑注:“史为册书祝辞也。”杜预《春秋序》:“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即方板)而已。”《释文》:“策,异本作册。”典字字形从册在几上,书册陈布于几案,就是“典”。典其实就是远古的记事档案,所以《说文》云:“典,五帝之书也。”
由册与典的由来,我们可以探知《易经》及卦爻辞的来源。所谓八索,即几根绳索。“八索,八卦也”(《周易正义》引马融)。
“五帝时名八索。坤(之)索,于乾而得之男。乾之索,于坤而得之女,遂成八卦。八八相索,产生六十四”(《经典释文》注)。《左传》昭公十二年:“索,本又作素。”素,即结绳也。每索系八结(结古音亦与卦同),一结即一卦。每结与结间系有六只竹(木)简为记事,其辞即系辞,称为谣(歌谣),又称“爻辞”。爻字的本义,是绳索的绞接、绞索。爻绞叠韵相通。绞编于绳索上的记事之辞,就是爻辞。
《左传》定公四年:“启(继)以商政,疆(治)以周索。”周索,其实就是周易(宋《玉海》引《勾微》)。
古结绳之法,今已失传。但大体可以推测如下:
有两种结:一种结为单数结,称阳结;一种结为偶数结,称阴结{1}。结自下端向上结扎。第一结称初,最上者称上。
8道索,每索上系8根绳,每绳上有6个结。结有单结及偶结两种。
8×8=64×6=360 24=384爻(结)(爻辞附纪于上)
《易纬乾凿度》:“乾古文天字,坤古文地字,离古文火字,巽古文风字,震古文雷字,艮古文山字,坎古文泽字。”但先秦古文字及甲金文、契刻符中均不见此类文字。高亨云:“此以八卦为文字,汉人之说也。”纬书之说多存上古之义。按,此以二元符号“—”、“∧”组词即结绳符号,“—”为单结,“∧”为三结。单结三结,即天;双结之三,即地;其余可类推之。
在分为两组的8根(每组各4)的绳子上,不打结代表阳爻,打结代表阴爻。后来有了象形文字,就把这种记事编码的图像刻画下来,此即“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画卦。
应该指出,从信息论的观点来分析这种打结(∧)与不打结(—),实际正是一种二元编码系统。
莱布尼兹说:“这恰恰是2进制算术。……在这个算术中,只有两个符号:0和1。用这两个符号可以写出一切数字。……阴爻就是‘0’,阳爻就是‘1’。”
从信息论的观点看,莱布尼兹对《易经》符号的这种解释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任何消息(事物)不管多么复杂,事实上都可以只用0、1这两个不同的符号组成编码序列来传输。只要在编码时将要传递的消息(事物)给定一个号码i(i=1,2…n)就可以了。因为0和1两个符号可以组合成无限大的任何数字。
在文字尚未发明的远古(即传说中的包牺时代),先民采用这样一种元编码组成的符号系统——结绳语言来传递和记录信息,并非是不可能的。
无文字时以结绳记事。所谓记事,首先是计时,悬绳为期,一事系一结汇集而成系。历法的本质是天文周期。天文周期即中国古代哲学所常说的“道”——天道。对这种天文周期的认识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最早是结绳,后来是契刻,最后发展到观天象而计时。结绳的方法是最早的方法,从某一个夏天(或冬天)开始,每过一天在绳子上打一个结,一直到第二个夏天(或冬天)的来临。然后再从第二个夏天(或冬天)开始计算到第三个夏天(或冬天),如此等等,日积月累地做下去,人们就发现了一定的规律,那就是相邻的两个夏天(或相邻的两个冬天)其间所打的绳结数目大致差不多。这样,根据绳结的数目就可以大致预见到是那个季节的来临。这种结绳式的历法,甚至在20世纪初还被某些偏僻地方的民族所采用。关于契刻,在19世纪末,在沙皇俄国的某些省份里,还流行着在木棍上砍记号的木制历法。当然,这种原始的历法是极其粗糙的,它所定年的长度与真正年的长度可以差到四五十天之多。
文字发明后,易之以书契,将记事契刻于竹木简片上,每日一记,所记即“日书”。以绳相连贯,将单片的竹木册(策),连之如栅(篱笆),其名即册。
一年而过,另置新绳。旧册撤去,置于几上,此即为“典”,所以世典亦可称世系。这就是典册的由来。每年编有一典,以一根经绳相系,系字别体记做“经”,又记做“继”。系、经、继是同源词。一典一经(系),这也就是经典的由来。所以经典起源于上古记事的竹册历史。《易经》经文也来源于记事之史。
20世纪以来,大批竹木简牍相继出土,一批古代历书及日书实物陆续呈现在世人面前。出土历书给研究工作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从编制形式来说,有学者曾将汉简历谱分作四种类型,即:单板横读月历谱、单板直读月历谱、单板直读简便年历谱、编册横读日历谱。形式不同,却都以实用为首要特征。其中编册横读日历谱恐怕最具代表性,如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历谱》。这种历谱一般由31枚竹简编册而成,最右一枚从上到下连续书写一年的月份,其余30枚由右至左,顶端书写日期,每简一日,从一日到卅日,然后在各月该日内容中书写记日干支以及相应的历法(二十四节气、三伏、腊、建除、干支等),实际相当于一个表格,使用起来极为便利。敦煌石窟所出《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十二年历日》的形式,相当于汉简的简便年历谱;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延寿七年(630年)历日》,其形式同前述汉简编册横读日历谱一脉相承。从现存材料看,汉至南北朝历日形制未起太大的变化。
由上述,我们即可以解开关于《易经》中遗留的一些重大疑惑。
爻之本意:关于爻及爻辞来源,《说文》曰:“爻,交也,象易六爻头交形。”爻,初文乂。乂即结绳。绳结曰绞,“爻”正是绞绳的象形。爻辞又称系辞,即系于绳结上的记事之辞。
《系辞》:“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384是古年历法。360是整年日数,这种历数与古玛雅历法相似,为十月太阳历(月36日,10个月共计360日)。余24爻,或为闰。即殷甲骨文历法中之“十三月”。
古人云:“上古结绳记事,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可知最早记事的“史”是系于绳上。又参证以古文字:
学:学习结绳(爻者,绕也,绞也)。
教:教“子”结绳。
所以《易经》正是系在结绳上的史事。
结绳记数,系辞记事,学即学习结绳,教即教授结绳。
结绳记事之终束法:即冬,即终,即穷,即尽(结)。
《史记•太史公自序》:“《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我们知道,《易经》的形成在传说中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伏羲/黄帝,太古历法天文八时(八节)计时及记事的时代。此即传说中的伏羲时代,结绳记事而作八索、八卦(经),这是起源。这种八索记事的方法,又经历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也就是说将八索上的绳结符号转变为书面符号,刻之于竹简或木简。这种刻符,是二元编码,即阳符为“—”,阴符为“∧”。
(二)周文王时代,文王囚于羑里,以八卦为记日记之工具。很可能正是文王为记时日事及大事的需要,而将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384爻。
64×6=384
384=360+24(其中360,一年日数。24=4×6,四季及24节气数。)
《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古微书《合试图》:“水火土金水名居一方,一岁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并索四方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此360日历法之遗迹,并见《管子》之书。)
爻数与历法数密合无间。一爻,一策,“策以记日”。当与24节气(《夏小正》)同时代也。故384爻的出现,应设定于夏历24节气发明之后。
一爻为一日,并记其大事,占卜而预测。每日一卜,卜后则记其事以验之。记事即“史”。(“史”又为颁布月令(历)之吏)。这也就是各卦爻辞的起源。
(三)周公重新编录卦爻辞,并引进结合周初史事,以传教成王,使之学习历算,同时不忘历史。故《易经》中爻辞之来源盖有三类:
①古歌谣。
②结绳记事所系之辞,即为占验而作的记事(类如甲骨卜辞记事)。
辞系之于绳,以证验占验结果。(洛书、历书、古史)
{3}圣人加以重新编纂。
重新编纂者,一为周文王,二为孔子。
(四)系辞,亦即竹简之起源。
记事于竹木简片,一结一辞(一记事)。一给即一束,多束为一串绳结,称一系册,即一编,结即记。
沈括《梦溪笔谈》记:“古之卜者皆有谣辞。《周礼》:‘三兆,其颂千有二百。’如:‘凤凰于飞,和鸣锵锵。间于两社,为公室辅。’‘一熏一获,十年尚有臭。’‘鱼窥尾,横流而方洋。裔焉,大国灭之,将亡。’‘大横庚庚,予为天王,夏启以光’之类是也。今此书亡矣。”(象数一)
易之爻辞,即谶辞也(摇签)。纬者,寓也。贞者,谶也,占也。二者皆为隐语、谜语。甲骨为史,周易为谶。纬书即寓言、谶书、预言。
筮起源于记事。古人认识到天道周期,认为人事当顺应天道之周期,记事成败系于日历,有事则考日历,而验其吉凶。日积月累,抽象之即“日书”及“月历”。在《礼记》则名曰“月令”。郑玄:“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贞/正)之所行也。”(《礼记•月令》注)
卦辞、爻辞是周史官长期占辞的积薪式的记录。一卦或一爻中辞义每不连属,叙述毫无通例。历时甚久,颇有断烂,故文字不免讹夺错误。
古代有卜筮资料存档制度。《周礼•春官》:“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系辞》说《易》有“藏往知来”、“彰往察来”的功用。可见古人十分珍视筮辞——鬼神给人们的指示,每次占筮所得的筮辞,都由卜官谨慎地存档,每年年终还要把全年积累的筮辞整理一次,统计其应验情况,作为“察来”的参考。这种制度与商人对待卜甲卜骨的态度是一致的。时间越久,筮辞档案积累越多,人们为了参考方便,把它加以挑选编排,便形成《周易》的筮辞。这就是《周易》爻辞的形成途径。传说古有“三易”,《周易》之外还有《归藏》、《连山》,也都可能是这样形成的。《归藏》之称明显地表示其内容为所藏龟甲卜辞。
古代贵族进行卜筮,一般都留下记录以备考察。龟卜和骨卜的记录可以直接写刻在占卜用的龟甲和兽骨上(商周时代的“甲骨文”,绝大部分就是占卜记录),也可以另写在竹帛上。筮所用的工具应当是竹策,后来简化为蓍草等,但蓍草不适于书写,筮占的记录应该都是另写在竹帛上的。
《周礼•春官•占人》:“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汉儒杜子春认为“系币”是用帛记上古卜结果“系之于龟”,郑玄则认为“币”指礼神之币,“命龟之事”和兆的吉凶是另记在简册上而和币合藏的。《尚书•金滕》记周公为武王疾病祷告先王,愿以身代武王,并为此进行了占卜。占卜后,“公归,乃纳册于滕之匮中”。郑氏认为周公所纳的册就是“命龟书”(龟书即《易经》)。《易经新解》 第二部分
湖北望山1号墓简文所记的占卜工具如“宝蓍”、“小筹”等来看,似乎当时主要是用筮或与筮相类似的方法来占卜的。龟卜大概使用得不很多,只是有时在筮过以后再用“黄灵”重复占卜一次。郑玄注《周礼》只提到龟卜有册。贾公彦《周礼》疏补充说:“即筮,亦有命筮之辞及卦。不言可知。”这是正确的。望山1号墓竹简主要就是记录命筮之辞和卦的吉凶的。
这批竹简包含多次占卜的记录,可惜由于竹简残碎,没有一次占卜的记录是完整的。但通过残简的缀合以及对相关简文的参互比较,占卜之辞的格式大致还可以看出来。通常最先记录筮问的日期,如“客问王于栽郢之岁,刑尸之月,癸未之日”。不过并不是每次筮问都记年。例如简首完整的2号、9号简就不记岁名而只记月日。日期之后照例记某人以某种占卜工具“为××贞”。“贞”字以下是记所问事项之辞,即所谓命辞。以关于疾病的命辞为例,通常先举出病情,然后用“尚毋死”,“尚毋以其故有大咎”一类话结束。命辞之后是根据筮的结果判断吉凶之辞,可以称为占辞。占辞通常先说“占之吉”或“占之恒贞吉”,接着就讲“吉”的具体内容,如“不死”、“无大咎”等。绝大多数占辞还指出墓主仍然有祸祟,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加以禳除。
简文中有不少关于祭祀鬼神之辞,多数显然属于占辞,意思是说为了解除祸祟该用什么方法来祭祀哪些鬼神,或是说如果祸祟得以解除,应该如何答谢鬼神。但是其中也许有一些是祭祀鬼神的记录。
跟命辞紧接的以“占之吉”或“占之恒贞吉”开头的占辞,都不记占人之名。大概做出这种占辞的人就是问卦的人自己。有些占辞之后,又出现“某某占之曰吉”的话,这种占辞大概是由另一个人做出的。也有可能“某某占之曰吉”是“某某习之黄灵(或其他占卜工具)占之曰吉”的省文。
从现存竹筒中的筮占日期看,这批简文似乎记录于分属两年的三个月份之中,即客问王之岁的刑尸之月(夏历正月)和爨月(夏历八月)以及齐客问王之岁的献马之月(夏历九月)。这两年估计是相次的。
根据贞问之事的内容,这批卜筮记录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问走趋事王、大夫能否“得事”;另一类问“出入侍王”之事;还有一类问疾病的吉凶,这一类简文数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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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何新老家伙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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