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良渚遗址的发现是在1935年

再谈良渚遗址的发现是在1935年

吴汝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华古代文明的产生，仍是当今考古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都关心注意良渚文化文明的产生。良渚文化的命名，是根据有典型代表的良渚遗址而来的。那么，良渚遗址在哪一年 、由哪一位学者发现的呢？以往都认为是1936年发现的。笔者在1996年写《施昕更与何天行》一文时，查阅的一些资料中，反复核实，应该是1935年由何天行先生调查发现的。

良渚遗址发现的年代，应是由1936年改为1935年，把以往定错了的年代要改正过来，这是正当的事实，对此，有的学者表示同意，也有的学者表示反对，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可以充分的讨论，总可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笔者在1997年《东南文化》第1期上发表的《施昕更与何天行》一文的基础上，再做一点补充说明。

何天行先生学识渊博，热爱考古，他深知埋藏在地下的古代文物，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一个宝库。他亲临田野，到良渚一带进行调查，“遂于1935年发现了典型的良渚文化遗存。1936年他随带良渚出土的黑陶到南京中央研究院访晤董作宾、梁思永先生，得到了礼遇和好评，并使他深知这些发现，对研究中国古史的重要性和意义，他便写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由蔡元培先生题签书名，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第一种于1937年4月出版。

该书出版后， 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怀和重视。这次发现和成果，诚如先生‘就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而论，不啻为东方古文化奠一新的基础和途径，’深为学界所赞赏。”这是石兴邦先生在《史前研究》（2000年）上发表的《何天行先生行述》一文中所说的话。再结合《施昕更与何天行》一文中对何先生在良渚考古上的业绩的论述，可以说明，若要否定1935年良渚遗址的发现，就要造成对良渚文化早期考古上的紊乱，有些问题如何解答呢？如在考古学界和史学界颇有影响的《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这一本著作，在《史前研究》（2000年）上，全文重新发表，其意义就在这里，我们再进一步追问这本著作是用哪一年考古调查的资料写成的呢？真实地回答说，主要是以1935年调查资料，其次是1935年何天行先生调查获得的田野考古资料。1936年他随带获得的黑陶，到南京中央研究院访晤董作宾、梁思永先生，受到礼遇与好评。董、梁两先生所在的部门，是当时全国最高级别的考古研究单位。我于1952年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当时梁先生是副所长。梁先生为人正直，治学严谨，是非分明，毫不含糊，深受全所同仁们的爱戴。由此可见，何天行先生能受到董、梁两先生的礼遇与好评，从中反映出了何先生的为人与治学的高尚品德和严谨精神。再次是1935年冬，他在良渚发现了一种椭圆形豆盘上有十多个刻划的原始文字或符号，慧眼识珠地认识到这件文物的重要史料意义，有的学者认为何先生对陶文的研究，将是打开史前时期社会宝库的‘金钥匙’。近多年来，在全国一些史前遗存中发现了不少类似良渚陶盘的原始文字，证明何先生‘金钥匙’的观点，将是对陶文在研究原始社会史中的作用和意义的论断是深切而正确的。”直到现在，良渚黑陶豆盘上的刻划符号，仍是学者们所关注的，这是必然的一种现象。

总之，何天行先生在1935年调查发现的良渚遗址，并认识其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必须加以应有的重视。

在这里我还得说一下，对一个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两回事。这是从事考古工作者都明确知道的事实。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还得要说一下，要说明这个问题，先举几部主要发掘报告为例。

《西安半坡》发掘报告中说，半坡遗址“是1953年春首先由西北文物清理队发现的。同年9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调查发掘团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于是在1954年即开始发掘。”

《庙底沟与三里桥》发掘报告中的庙底沟遗址，是1953 年秋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考古调查队首先发现。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普查及复查时作了重点勘查，与1956年9月开始第一次发掘。

《大汶口》发掘报告中说，1959年5月，宁阳县兴修铁路复线，在堡头村西暴露出一部分遗物，济南市文化局根据宁阳县文化部门的反映，立即派济南市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行调查，肯定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随后在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的帮助下，组织济南市文物工作队进行发掘。

上述三个实例，已能说明调查与发掘是有联系的，但不是同一件事，因此我认为良渚遗址的首次发现是1935年，良渚遗址的首次发掘是在1936年，这两个年份，不能混而为一。

2006年9月9日

注∶本文发表在科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74页

【来源：百度史前文明吧。】